由全國律師聯合會主辦，環境權保障基金會、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環境永續政策與法律中心共同協辦的「淨零與跨國行動研討會－暨全律會氣候宣言發表」，於2025年9月13日在臺大社科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行，匯集來自德國、日本、韓國、英國、美國的氣候律師，以及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葉俊榮教授、張文貞教授等國內外重量級學者、律師，共同探討律師在淨零轉型中可以扮演的積極角色，並邀請到司法院謝銘洋代理院長及環境部彭啓明部長蒞臨致詞。

環境部彭啓明部長致詞表示，今年7月同時經歷颱風與水災，顯示氣候危機已迫在眉睫。氣候變遷因應法後續子法修正中，碳定價制度是最重要的一環，目前有約252家列管企業，已有九成承諾的減碳幅度超過國家目標。彭啓明部長強調，雖然部分企業對碳費制度仍有疑慮，但這是臺灣邁向永續的必要措施，環境部會密切關注國際情勢發展，讓碳費課徵穩健上路，也規劃未來建立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（ETS）、台版碳邊境調整機制（CBAM）等機制。彭啓明部長指出，法律不只是事後監督，更是前端決策的重要支撐，期待法律界共同協助政府推動並完善氣候變遷法制與行動。

全律會李玲玲理事長表示，全律會為響應國際律師協會「氣候危機宣言」，今年5月17日也通過全律會氣候宣言。李玲玲理事長期待此宣言可發揮三項功能：第一是內部引導：推動律師社群更加理解氣候法制與永續責任，成為淨零轉型的關鍵協力者；第二是外部連結：與各國律師公會共享臺灣經驗，並爭取國際網絡的支持；第三是制度倡議：促進中央與地方氣候立法、監督與訴訟制度更周延，尤其要關注氣候變遷下的脆弱群體處境，以及公正轉型課題。

謝銘洋代理院長回顧今年7月23日國際法院（ICJ）甫做出的諮詢意見，指出氣候變遷已是法院無法迴避的重要議題。目前在臺灣有兩件進行中的氣候訴訟，包含綠色和平和四位公民的用電大戶條款案，目前還在最高行政法院上訴中；以及環境權保障基金會代理13位不同身分背景的人民提起憲法訴訟案。謝銘洋代理院長特別指出環權會代理之案件於2024年年初進到憲法法庭，大法官非常重視，只是受限於現行憲法訴訟法，憲法法庭運作受阻，倘若憲法訴訟程序有所突破，即能進一步處理此案。期待本次國際交流啟發更多元的氣候法律行動。

本場活動由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葉俊榮教授的主題演講「變遷世界中的氣候正義：律師、法院與民主憲政主義」揭開序幕。葉俊榮教授高度肯定全律會提出氣候宣言，認為這是臺灣律師界踏出正確的一步，不僅在氣候變遷議題做出明確承諾，更促進臺灣連結國際律師網絡、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。葉俊榮教授回顧國際局勢，提到美國總統川普多次退出或揚言退出《巴黎協定》，挾著美國的龐大影響力，動搖了全球多邊機制的穩定。然而另一方面，國際法院（ICJ）於今年7月發布氣候變遷諮詢意見，確認各國有防止與減緩氣候變遷的義務，是國際法的重要進展。葉俊榮教授強調，全球氣候訴訟案量已達數千件，各層級法院的角色都不容忽視。傳統上法院僅裁定輸贏，但國際法院（ICJ）並不自外於氣候變遷議題，透過諮詢意見，提供政策指引，為公民與決策者開創行動空間。葉俊榮教授呼籲，包含律師公會在內的公民社會，共同承擔責任，一起讓這份宣言成為氣候法律行動的良好開端。

繼而，「全律會氣候宣言—全球淨零轉型脈絡的應對」由全律會蔡順雄副理事長主持。全律會蔡順雄副理事長憶及30年前曾在輔大法研所修習葉俊榮教授的環境法課程，當時的環境議題仍側重土壤、水源、空氣等排除侵害訴訟；近年的氣候法制課題，則將關懷拓展至全球性的環境問題，使環境永續的面向更加寬廣。蔡順雄副理事長深信，法律人的特質是能夠落實：理解、思考、判斷、執行，擅長將無形的概念轉化為執行力量。因此，律師在環境領域能做的事情非常多，不僅限於打官司，還可以督促世界變得更好。而全律會正是秉持這份使命感，無異議通過氣候宣言。

全律會環境法委員會簡凱倫主委發表全律會氣候宣言，將宣言10點精煉為三個部分加以說明。首先是「前言」，開宗明義肯認氣候變遷已是事實。其次是「淨零轉型的三根支柱」：國際氣候治理原則、氣候調適與制度韌性、司法是氣候人權的終極防線。最後則是「律師與公會行動」。在國際氣候治理原則方面，宣言援引、肯認《巴黎協定》以及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（UNFCCC）》的核心治理原則。而在氣候調適與制度韌性方面，宣言強調調適措施應以社區和原住民族為本，且此精神要通盤滲透到氣候變遷因應法以外的法規，例如空間計畫法制如都市計畫。而為了使司法能真正發揮捍衛氣候人權的功能，就勢必要解決司法近用性的問題，因此建議氣候變遷因應法納入公益訴訟專章。

「氣候訴訟：法律障礙與程序挑戰」場次由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林春元副教授主持。

日本青年氣候訴訟團隊的小出薰（Kaoru Koide）律師回顧日本過去針對仙台、橫須賀、神戶等地個別的火力發電廠提起環評行政訴訟並聲請民事禁制令，皆在當事人適格、因果關係等層次遭法院否定；至於2024年於名古屋地方法院提起、尚在審理中的青年氣候訴訟，則是改以包括捷熱能源（JERA）在內的十大電力公司（占全國能源CO₂排放32.8%）作為共同被告，循民事訴訟途徑，請求被告於2030年、2035年分別相較於2019年碳排減量48%、65%，希冀藉此突破因果關係要件。

英國的氣候訴訟網絡（Climate Litigation Network）Joe Udell法律專員首先介紹所屬組織的源起，係由荷蘭Urgenda基金會在同名案件勝訴後於倫敦設立，專門協助各國團隊進行框架訴訟（framework litigation），挑戰國家減量目標的三種缺失：目標不足（ambition gap）、執行不力（implementation gap）、欠缺公開透明（integrity gap）。Udell專員分析，框架訴訟在當事人適格會面臨三個挑戰：權力分立考量（亦即法院自認為不適合介入氣候政策）；氣候變遷影響廣泛、及於全體人口，難以直接連結到原告的具體權益；氣候變遷的影響具有未來性，原告難以證明政府的（不）作為已造成現此時的侵害。Udell進而列舉了美國Held v Montana (2023)、比利時VZW Klimaatzaak v Kingdom of Belgium & Others ​​(2021)、荷蘭Urgenda v State of the Netherlands (2015)等案例，說明法院如何突破前述障礙。最後，Udell專員也分享歐洲人權法院繫屬中的案件：Müllner v Austria​，當事人是多發性硬化症患者，當氣溫上升時症狀會加劇，沒有辦法出門。Udell專員認為這個案件非常值得關注，因為這將再次叩關Verein Klima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​ (2024) 的未竟之業，也就是非政府組織的訴權雖獲肯認，但個人的訴權門檻仍顯著較高、難以通過的問題。

全律會憲法訴訟實務委員會李劍非主委指出，對照他國法院，我國行政法院毋寧在最前端的訴權要件，就阻絕了人民進入法院的機會，從而無法針對氣候變遷下國家責任的實質爭點，如他國裁判一般展開相對豐富的討論。李劍非主委亦反思：人民僅能「提議」制定法規命令，而不具備公法上請求權，長年被當成金科玉律，實欠缺堅強理據。既然憲法法庭曾多次宣告立法不作為、行政命令違憲，行政法院也不該自外於對行政命令合法性的監督。

全律會原住民族法制委員會謝孟羽主委提醒，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之間，固然可能是相互支持、互惠的關係；但，當為了要提供可負擔的潔淨能源，開發再生能源時，常常是未經原住民族同意，就選址在原住民族賴以生存的土地，無論是風電、光電、水力發電、地熱能的開發，都會恣意改變原住民族對土地、自然資源、文化的掌握。這顯示了不同永續發展目標間的衝突，務必要審慎面對獨尊單一目標對原住民族造成的歧視與侵害。

「國家減量目標訂定的程序及實體」場次由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張文貞教授主持。

德國漢堡憲法法院成員 Roda Verheyen律師分享自己承辦德國Neubauer, et al. v Germany (2021)的經過。在提起訴訟時，法院對於碳預算還非常陌生，因此律團花費極大心力建構氣候變遷的科學事實，最終提出近乎等量的科學事實和法律論證，成功藉由碳預算以及跨時際的自由保障（Verheyen律師的觀察：「若不改變，我們的孩子該怎麼辦？」是打動法官們的關鍵之一）此二核心概念，讓憲法法庭得以審理本案。Verheyen律師也指出，2021年的Neubauer案尚未觸及執行不力（implementation gap）的問題，但歐洲人權法院Verein Klima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​ (2024)則相當強調執行的面向。因此，在KlimaSeniorinnen案的基礎之上，她於2024年9月提出另一件框架訴訟，更進一步挑戰如何檢驗國家減量目標的執行成果、如何落實氣候法的問題。

韓國國家減量目標氣候憲法訴訟團隊的 Sejong Youn律師認為，韓國憲法法院於2024年8月甫作成的判決，在比較法光譜中頗值玩味，因為法院雖然宣布韓國碳中和基本法相關規定違憲，並指出國家減量目標應該依據科學證據和國際標準訂定，但是並沒有指定計算方法。這顯示法院仍然在權力分立考量下，將比例數字訂定歸由政治部門決定。Youn律師也說明勝訴至今的進展（中途甚且面臨戒嚴等一連串政治動盪）：目前國會已有四個版本的碳中和法修正草案，且內容比IPCC 1.5°C情境更有野心，但因為是進步派議員所提出，是否能獲得支持仍待觀察；另外，今年9月8日，政府剛提出2035年NDC的四種情境，將於9月、10月進行公民諮詢。過去政府不曾提出這些具體數字，這是在憲法法院判決之後令人振奮的轉變。Youn律師認為，氣候行動與訴訟到頭來仍是民主的課題，今天能看到臺灣、日本、韓國的案件出現並非偶然，與在場律師們共勉，珍惜與善用這樣的制度環境，相信對各國的、區域的民主憲政發展也深具意義。

氣候訴訟網絡 April Williamson律師詳細解說了碳預算，以及將全球碳預算分配為各國剩餘排碳額度的方法論。「我們只剩下四年時間把升溫控制在1.5°C——我想無待我再強調，相應的氣候行動有多迫切和必要。」相對於全球碳預算是事實認定問題、且隨著科學技術精進，計算愈趨準確；將之分配為各國額度，則涉及何謂「公平份額（fair share）」，如歐洲氣候變遷科學諮詢委員會（ESABCC）的研究報告指出，包含歷史排放量、財務能力、國家人口、歷史責任等要素組合，歐洲各國仍然研議中。Williamson律師也重申歐洲人權法院Verein Klima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​ (2024) 所揭示的標準：第一，國家減量目標必須根據量化的碳預算訂定；第二，國家必須符合注意義務，而且是依據最佳、最新的科學證據，必須隨著時間不斷檢視當下是否做得足夠。

全律會環境法委員會黃馨雯副主委介紹環權會代理13位公民（包含農漁民、原住民、兒童等）於2024年1月所提起的國家減量目標憲法訴訟。本案主張，在實體面，國家減量目標應該包含短中期目標的完整減量路徑、且應涵蓋2050年前每個年度的減量目標；同時，必須受到總量限制（碳預算）、 分配限制（世代正義）的拘束。而在程序面，立法者即使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國家減量目標，也要建立足以保障基本權的框架性規範；也必須建構正當法律程序、司法救濟途徑。就此而言，臺灣的氣候變遷因應法在實體、程序面都未達標。

「律師公會與律師的氣候行動」場次由全律會吳梓生副理事長主持。

國際律師協會（IBA）的Emily Morison專案律師表示，律師界應該意識到所有的法領域都會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。氣候變遷的風險往往是法律風險。因此這也是律師的機會，可以從各種減緩和調適措施切入，掌握變動中的氣候政策，將之具體化為可執行的行動方案。

全律會 ADR 委員會吳家欣委員綜合描繪出律師於永續發展、淨零轉型的行動樣貌：律師可以循序針對風險及法遵、ESG執行與揭露、風險及紛爭處理，為客戶提供一條龍的服務。除此之外，律師自身及事務所可以實踐節能減碳降低資源消耗，並以自身專業增益永續發展及 ESG 行動。

全律會環境法委員會黃海寧副主委則從非訟律師的執業視角出發，闡述律師作為一個行動個體、集體，如何實踐公共責任。黃海寧副主委指出，氣候變遷議題仍然要以民主的方式來應對，因此亟需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討論，而律師就是一個了解議題的複雜性的人，可以扮演穿針引線的行動者。無論是面對產業、政府、媒體，律師都可以主動將氣候議題鑲嵌入一點一滴的互動之中，使氣候議題成為對方在日常營運、工作中會在意的要素，也讓自己成為各方行動者會倚賴、諮詢的轉譯專家。鼓勵非訟律師們，即使沒有穿著律師袍、提出氣候訴訟，也是在實踐氣候法律行動。